2020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

这一方面就是要求法官保持中间人的姿态，不偏袒任何一方。

(71)参见陈景辉：《同案同判：法律义务还是道德要求》，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3期，第55页。(112)参见桂晓伟：《智慧社会的数字人权保护——基于能力路径的理论建构》，载《法学评论》2023年第1期，第158页。

数字技术原本是制约国家利维坦的工具，但随着科技本身的高速发展却异化成一种新型的数字利维坦。无论算法正义还是数据正义都凸显了工具正义的属性，传统正义形态已经不能囊括数字工具在新正义理论中的影响。(13)第三，将数字正义作为数字技术应用的理想状态和规范指引，强调其在技术世界的价值导向作用。可视正义强调过程正义，将裁判以民众可理解的方式展现，全过程的观察尽管容易造成民意过早干预司法的隐患，但也切实拉近了民众与司法的距离，于裁判接受度提升有所裨益。法律作为保障权利的有效防线，智能化司法方式能够在平等行使诉讼权利和公正裁决方面给数字弱势群体更大的助益。

对数据和算法的治理应当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和全面，信息自觉权是数字权利的基础，通过立法加强保护相关的数据可携带权、数据隐私权(106)给个体数字权利保留合理空间，才能防止公权力与私权力的蔓延。(42)参见郑智航：《平衡论视角下个人免受自动化决策的法律保护》，载《政法论丛》2022年第4期，第94页。简言之，授权立法条款之授权立法专指法条授权立法，即授权主体以授权立法条款为法律载体将其立法权授予其他有关机关并为之设定立法义务。

创制性立法发生在上位法阙如的情况下，即立法主体根据创制性立法条款在一定范围内针对特定立法事项设立行为规则，创制权利（力）和义务。变通性立法条款指向立法主体的变通立法。[30]毫无例外，职权立法权也以宪法为存在前提，以宪法为正当性和合法性依据。二是授权立法条款以实现职权立法权转移为目标，存在于宪法和职权法以外的法律之中。

但是同样无法解决《立法法》规定的立法权的定位问题。（3）《突发事件应对法》第69条第2款：紧急状态期间采取的非常措施，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或者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

笔者认为，按照形式标准判断立法条款是否属于授权立法条款应分两步走，可按照以下思路展开。[15]综合以上两种解释，授权立法可定义为立法主体授权其他主体依据所交付的立法权进行立法的行为与结果。换言之，宪法和职权法以外的法律才是授权立法条款的载体。基本思路是以宪法和职权法以外的法律为研究对象，将符合立法权转移和立法义务设定实质标准的立法条款归类为授权立法条款，而不符合这一标准的立法条款则被排除在外。

倘若立法条款中的立法主体具有职权立法权，则需进一步判断。[11]苏元华：《立法法授权立法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周旺生主编：《立法研究》（第四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页。据此可以断定，授权立法条款所承载的立法权被限定为职权立法权。[45]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之规定，市级地方性法规经批准后施行，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批准后生效，笔者认为，此时的批准应采用第一种观点，即立法监督，立法主体为制定主体。

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按照授权立法条款的实质标准，即立法权转移和立法义务设定，进一步对执行性立法条款、创制性立法条款和变通性立法条款关涉的权利（力）义务关系逐一分析。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二是个中立法主体具有职权立法权但使用了另行规定或者特别规定的法律概念。回答这一问题应秉持规范立场，在界定授权立法条款内涵的基础上，回归我国现行法律中立法条款的样态，将个中授权立法条款与其他立法条款区分开来。

关键词: 授权立法条款 法条授权立法 职权立法权 创制性立法条款 变通性立法条款; 一、何为授权立法条款：国务院迟到立法引发的疑问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法律条款的样态不胜枚举。执行性立法条款是调整立法主体执行性立法关系的法律条款。于是，在授权立法中，确定授权立法主体资格的依据即为该机关是否具有宪法赋予的立法权。三、授权立法条款存在与否：基于实证立场的分析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授权立法条款存在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则极为复杂。基本思路是：根据人民主权原则，立法权属于人民，所有立法权———无论是立法主体具有的立法权还是行政主体具有的立法权———皆来自人民授权，都是授权立法权。这其中，关键问题在于应当如何界定授权立法。

以上文所述国务院制定实施条例为例，虽然以《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为上位法依据，实质上却是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的国务院的职权立法权运行的结果，只是对《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权利（力）义务关系的具体化。（二）立法条款类型化分析就法律功能而言，授权立法条款与其他法律条款大相径庭，具体表现为二者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差异。

之所以选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为实证考察样本，是基于以下两点考量：一是我国现行法律规范数量巨大，涉及的立法条款样态复杂多样，难以完全归纳。[28]参见徐向华：《中国立法关系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7页。

[47]原因在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法律的制定主体将职权立法权授予其自身并无任何实际意义，这类另行规定立法条款也就不存在立法权转移和立法义务设定。倘若立法条款中的立法主体具有职权立法权，则需要根据立法条款是否使用特定法律概念———另行规定作进一步判断。

二、何谓授权立法条款：源自规范立场的回答如何理解和解释授权立法条款既是法律解释学的重要命题，也是授权立法实践中不得不面对的课题。因此，宪法是立法权的最初的本源，具体表现为宪法在组织立法机关的同时还授予其立法权限[25]，此即为职权立法权。而以授权立法决定为法律载体的授权立法则被称为特别授权立法、专门授权立法或者决议授权，其外在形式是被授权主体的授权立法权来源于授权主体针对特定立法事项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授权决定。具体而言，授权立法是被授权主体实施的非本位立法行为，其立法权以明确、特定的授权立法法律载体为合法性来源和运行依据，本质上是被授权主体行使被授予立法权和履行强制性立法义务的结果。

二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的立法条款样态全面、形式多样、表述规范，更具代表性。我国现行法律中的特别规定条款便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制定特别规定的立法权授予其他主体的法律载体，在此意义上，特别规定条款与另行规定条款的内涵具有内在一致性，也属于授权立法条款。

根据法律条款的功能不同可以划分为目的条款、依据条款、原则条款、立法条款、法律责任条款等等，不一而足。[1]其中，立法条款的数量和种类堪称各类法律条款样态之最。

[39]参见陈章干：《行政职权立法辨析》，载《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创制性立法条款获得授权立法权，针对异地使用支票提示付款日期的立法事项创制权利（力）和义务。

从字义上看，授为交付、给予之意[14]，权则专指公权力。[32]参见喻中：《确立秩序与保障自由：法律授权的双重价值》，载《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立法法》第92条规定，同一机关可以针对某个立法事项作出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44]参见王压非：《综合性授权规定的样式、问题及解决》，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2年第5期。

[35]参见周旺生：《法的功能和法的作用辨异》，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在我国立法实践中，《立法法》显然没有采纳‘法条授权的理论，而是将我国的授权立法严格限制在特别授权的范围内。

综上分析，授权立法条款的规范内涵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授权立法条款为法条授权立法中立法权和立法义务再配置的法律载体。[10]根据这一观点，《土地管理法》另行规定条款应当属于执行性立法条款，而国务院制定《条例》是其职权立法权运行的结果，在立法时间上国务院可以自主选择，所谓国务院迟到立法纯属子虚乌有。

创制性立法条款旨在调整立法主体的创制性立法关系。可见，在立法条款中，另行规定是立法权转移的代名词，是授权立法条款的专属法律概念。